6《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》(11)(12)

 (11)甘地精神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 

(11)19870612江蓋世身著「甘地精神」綠背心，立法院大門口鎮暴警察前靜坐。_邱萬興攝影

(12) 2014年3月30日 太陽花學運，學生高度運用社群網站，組織動員。_邱萬興攝影

(11)甘地精神

張以忠：對，是相對而言。那您認為，如果台灣的抗爭相較起來是溫和許多的話，那其實現在台灣，我自己認為，非暴力抗爭在台灣還是有一點陌生，那您認為是這樣嗎？

江蓋世：如果你是問第二個問題，第二小題那邊，如果你不同意……非暴力抗爭在台灣推行困難重重的原因，這個問題我是保留，所謂保留是說，我不認為困難重重，我只認為有困難，但不會永遠「困難重重」。我應該怎麼解釋呢，我想就從我那件「甘地精神綠背心」，來現身說法。我那時候為了要做非暴力抗爭，事實上我先做廣告學研究。我去讀幾本的廣告學專書，我去研究廣告行銷個案，因為我當初設定的目的就是，要廣大的台灣人民知道，我們在做什麼，請他們支持我們，請他們站在我們這邊。

假使一般台灣民眾，根本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，那其他的就不用說了。你所愛的人，不認識你，那你如何叫對方跟你在一起？我們一定要讓社會大眾知道，我們是誰，我們訴求什麼，然後，還要使他們認同我們訴求的目標，不但心裡認同，還要願意站出來，跟我們一起往前走，而並肩同行時，可能蒙受中傷屈辱，或遭到肢體打擊，甚至移送法辦，更甚者，同遭逮捕拘禁，.........這一連串過程，都是很複雜的社會群眾心理學。

我當初有一個困惑，每次黨外人士，那時候是叫黨外人士，報紙記者拍照的時候，如果你穿著西裝，沒有問題，如果你拿什麼標語，他就把你的標語塗掉，我曾經自己拿著海報，刊出來的相片，裡面的標語，竟然遭到塗掉，我就一直想突破這點。後來我靈感一來，如果我身上也寫著字，那麼攝影記者為了照相，一定要照到我的標語，若他仍要把那張相片塗塗抹抹，就會變得很難看，因此，我就在一件綠背心上，寫了「甘地精神」，就好像我們相信耶穌，或是我們相信托爾斯泰等等……，我寫了「甘地精神」。

1986年6月8日，我第一次到桃園從事「組黨行軍」，要求解除黨禁，就遇到當地有人派來的流氓，當街將我毆打一頓，把我的「甘地精神」綠背心，整個撕破了，.........。回到台北，我就想，再做一件新的嗎？不要，我就把撕破的綠背心，自己拿針線先補了來，再拿一件白色內衣，剪成一塊長方形，將其縫在綠背心前面，彷彿一個小看板，接著拿出大楷毛筆，以隸書寫了「甘地精神」四個大字，再用紅筆描邊，使白底黑字「甘地精神」突出。

好處是，他把我的海報標題「台灣獨立」擋住，可是他為了要照我，不得不照我胸前的字，這也是得利於當初我研究了廣告學。要說張三這個人是壞人，很容易，因為張三沒有人認識，可是你要說甘地是惡棍，德雷莎是大壞蛋，史達林是人格者，希特勒是聖人，這個卻很難，因為這是我們的成長過程，接收了大量的訊息，而有的既定印象。甘地是好的，既然是好的，你要把他說成是壞的，要付出更大的精力。我們這一群人反對運動者，統治者認定我們是壞人，可是我只要貼上「甘地精神」的話，就可達到兩個好處：

第一，    社會大眾一看就知道，我基本的信念是什麼，我已經把信念形諸圖像了；

第二，你要說信仰甘地的人很壞很壞，你要想盡各種的辦法去加以醜化。

當初，我只是一個人，背後也沒有電視報紙，就連當時一向願意報導黨外運動的《民眾日報》，1986年時，他們大幅報導「519綠色行動」，報社竟然遭到停刊七天的嚴厲處分。一個報社停刊七天，影響所及，光是廣告收益，不知損失了幾千萬，這是何等嚴重的事情啊！

可是「甘地精神」寫在身上綠背心，事後回想，居然有這樣一個好處，即使統治者壟斷的大眾媒體，想要醜化我，說我是「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台獨暴力份子」，他們還得像大眾解釋，為什麼信仰「甘地精神」是暴力份子？然後，我才深刻體會，一個非暴力運動者，如果他懂得行銷這個非暴力概念，而這個概念，跟社會原來的價值符合，那麼就可以突破封鎖，而比較容易尋求廣大第三者的支持。這句話不知道你聽得懂嗎？要跟社會原有的價值符合。

張以忠：就是把這些價值脈絡化，把它轉化成台灣民眾可以理解的方式。

江蓋世：對，因為「甘地」這兩個字是漢字，他是外國人，可是社會大眾愛好和平，大家希望不流血，甘地這個人正符合這個價值，所以我們這個運動和這個「愛好和平」的價值，合在一起的時候，導致他們要抹黑我，或是醜化我們這群手無寸鐵，和平靜坐的人，變得很難。不過，當我們跳到桌上踢翻文件，然後把水潑到別人身上……，他們很容易順勢說你是暴力份子……，就像你前面的問題問我，「你不怕國民黨抹黑嗎？」我並不怕他們抹黑，我只是怕他們抹黑了之後，我沒有辦法把我的主張，很清楚的宣揚出去，我只怕主張講不清楚，而無法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。非暴力概念行銷化，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，當我告訴鄉下的歐里桑，我們用非暴力，他會說你在「講啥米」？那如果我們說，我們用「甘地精神」，喔，甘地我「知影啦」，我們要借助他們已知的概念。

所以美國黑人運動領袖金恩博士，他為什麼一定要把白人，拉進來參與黑人民權運動？這是他非常重要的運動戰略思維。美國的白人世界，事實上是一個基督教大家庭，廣大的基督教社會裡面，宣揚福音中，有一個重要的精神價值，如「愛人如己」、「愛你的鄰人」，所以你要用他們既有的價值。你們不是說要「愛人如己」嗎？耶穌不是說要「愛你的敵人」嗎？今天我只不過是皮膚黑色，你們就把我當作次等公民，你們就叫我到另外一個廁所去上廁所，你們就叫我到另外一家餐廳去吃飯，為什麼呢？所以金恩是用同樣的精神價值，你們基督教內含的精神價值，拿「愛人如己」跟你們爭辯，白人是人，我們黑人也是人，我們不是禽獸，金恩希望白人支持者，跟他們黑人走在一起。

(12)社群網站--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(12)社群網站

那我們當初也是，我們台灣人民愛好和平，如前面所提，也許在老外記者眼裡，台灣人民是很tame（馴服），或許這是他們的觀察比較結果，但是，有些人卻說，我們台灣人民很shame（可恥）！例如，我以前常聽到一些基層黨工人員，自怨自嘆，用比較粗俗的話說，「台灣人驚死啦！」、「台灣人無路用啦！」，用這些話來羞辱自己人，那我可完全不贊同！或許，老外他們觀察比較，說我們人民是很馴服，但是這樣的觀察前提，是因為台灣有228事件的白色恐怖的陰影存在。我們台灣社會原有的價值，事實上是愛好和平，你看在我台灣的社會裡面，尤其是農業社會裡，互相的照顧，家族與家族之間的那種親情互動等等……，這些好的價值，你要把它結合在運動上變成更好的價值。

我這邊再給你一個補充，我與王康陸合作的《展現民力---非暴力的理論與實踐》那本書，是1991年出版的，然後我寫的《我走過的台灣路》， 1997年出書，而全島奔波，推展運動的時候是在1986年。我講的就是，從事非暴力運動者，跟後來寫書的人，跟後來學術研究的人，還是要注意到當時的時空環境，我用簡單的比喻，我1984年當兵退伍，到黨外雜誌工作，也就是1980年代，那時候我們連絡方式是用電話跟信件，而電話是會被竊聽的，等到1986年的時候，我走進鄭南榕辦公室，看到他添購了一台傳真機，他特別強調，這機器可以與海外台灣同鄉直接傳送文章，非常方便，然後，鄭南榕那時又給我配一個呼叫器，我很高興，後來我才發現這位前輩把我害死了，因為，他會三更半夜把我叫起來.....。

張以忠：有，你在自傳裡有講到。

江蓋世：1980年代，即30年前，我們的通訊器材，傳真機和呼叫器已經很先進了，等到1992年，就是20年前，那時候有早期的行動電話，但是在10年內，台灣社會出現了，2006年的Twitter，2008年的Plurk，以及2008年的中文版的Facebook等社群網站，……，未來可能還有更先進的聯絡科技工具，研發出來。所以，我們在研究非暴力抗爭的時候，這是我的建議，你可能做這種研究的時候，要分析當時的時空背景，會有助於你的研究，要不然，以現在的觀點來說，很多人常常會以一句話來說，那群人沒有效啦！那也沒什麼啦！坐在那邊也沒做什麼啦！因為他們有不一樣的環境。

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雖然非暴力抗爭者他們手中的聯絡科技工具，提升了，但是反過來，統治者手中的箝制人民的科技，也許更先進。好比說，蘇聯倒台之後，喬治亞的「玫瑰革命」，烏克蘭的「橙色革命」，突尼西亞的「茉莉花革命」，最後演變成2010到2011年阿拉伯世界，一波波人民反政府的浪潮，統治者壓迫人民的科技，他們有錢就有辦法做到，但是，他們依然不敵人民運用社群網站等工具，號召人民起義，推翻獨裁政權。

美國的歐巴馬總統，競選時擅長運用社群網站，當上總統之後，更深知要執行美國外交政策，境外作戰，培養一支網路大軍，往往更勝飛機大砲。因此國務院就有專人負責，研究如何利用Twitter、Facebook、Youtube等網路工具，推行美國外交政策，確保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國家利益。你會覺得很奇怪，Twitter怎麼做武器？美國想要拉下北非某些國家政治人，Twitter 就發揮了相當的資傳播功能。也就是，40年前、30年前，或者是20年，世界各地的非暴力抗爭者，他們所面對的獨裁者，壓迫人民，而今天，世界各地人民，所面對的獨裁者，壓迫人民的本質，依然不變，但是科技進步，朝野雙方各自擁有的科技，也同時進步。你有高科技嚴密控制老百姓，我們也有網路高科技，突破封鎖，分享相片資訊，號召人民，反抗暴政。

那你說，台灣目前有沒有非暴力抗爭發揮的環境？當然有！可是我們詮釋非暴力的內容，或推展非暴力的手段，應有所改進，與過去不同。所以，有些人不能拿過去的抗爭歷史，來數落別人，說你們以前做非暴力運動，就只是靜坐那邊，或者，你們以前推動非暴力，就只是街頭遊行，走來走去，像這樣的批評，以現在來取笑過去，那是不公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