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《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》(9)(10)

(9) 1990年江蓋世印度之旅，蒐集甘地非暴力資料，圖為著名雕像，甘地領導人民反抗英國統治的「食鹽長征」，江蓋世於雕像前留影。

(10) 2009.11.8人民作主運動，千里苦行，爭取台灣社會廣大的第三者支持。_邱萬興攝影

 (9) 出國研究--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(9) 出國研究

今日檢討，平面大幅報導「士林官邸」那場示威，其實對雙方都有好處。對國民黨而言，好處就是，他們用這樣來證明蔣經國是真的，你看「我也是台灣人」，這群人膽敢聚眾行進向我示威，我沒有對他們怎麼樣啊。對反對人士而言，好處就是，讓台灣人民得知，原來現在的統治者蔣經國，是可以公開挑戰的，挑戰者的下場，是不一定會被抓的。所以，非暴力抗爭最大的價值在於，不是嘴巴非暴力，而是能爭取廣大的第三者，因為你這樣做，他會覺得很安心，很安心他就進來，縱使他會跟著你受害，或跟著你受難，或跟著你受到打擊，因為他認為站到你這邊的話，他理性思考裡面，認為這是好的價值。

可是暴力就不一樣了，一旦我加入一個暗殺集團，只要有人出賣，我可能就被抓了，再來，要是我加入一個暗殺集團，我要殺的，不是殺某一個部長，我是要殺某個部長的太太、孩子，可是他們沒有做什麼壞事啊，他們沒有啊！對象是這個部長啊！或是某某軍事指揮官啊！，我要暗殺，因此加入這種暴力集團，秘密行動的考量會更大，那是一般人沒有辦法加入，而且加入還會隨時面臨出賣，或是成員間的互不信任，但是，非暴力最大的好處，它卻是公開的。我記得甘地從事食鹽長征的時候，他要求追隨他的人，要把自己的名字通通公布，一旦我選擇公開，我就心無所懼，勇敢向前。

張以忠：那我進入到第三部分，剛剛您在前面有提到，您在1990年的時候有到英國、印度，還有馬丁‧路德‧金恩研究所，去研究非暴力，那我想請問一下，當時候會想去那邊進一步的研讀，是基於什麼樣的考量？那您在這趟研究之旅回來之後，是否讓您對非暴力抗爭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？

江蓋世：最主要的考量是，我們的運動還是面臨瓶頸，瓶頸在哪裡呢？我們非暴力，統治集團也開始學習非暴力，他就對你不理不睬，譬如我們提出要求，我要省長民選，或是我要言論自由，他就是不管你，你去亂就去亂，我就是惡法亦法，不修就是不修，你又能怎樣？……，當時，我就覺得，我還需要再進修，因為我那幾年期間，我除了反對運動的朋友，我原有私人朋友或同學，幾乎被迫要中斷來往，因為我在社會上，變成是一個壞的價值的人，雖然我是用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從事運動，可是我坐過牢，而我追求的是台灣獨立的思想自由，台灣獨立的價值，戒嚴時代，「台灣獨立」就等於叛亂，「台獨人士」就遭污名為暴力份子，當時我想要去突破這個瓶頸，很難。

因此， 1990年，我去英國做研究，選擇英國，是因為英國有大量甘地的資料，英國對付甘地，但是英國對甘地的研究卻很多。我後來又轉到印度，去蒐集更多甘地的資料，然後，再轉到美國亞特蘭大的「金恩中心」（The King Center）。我蒐集了這些研究資料，當時著眼點，是因為有關非暴力的專門書籍，台灣還很少，大家只知道非暴力是好的，但是，市面上缺乏一本比較淺顯的書，具有比較好的理論基礎的書，而又淺顯得一般人都能看得懂。

剛好，有一位台獨運動的前輩，他叫王康陸，他是台獨聯盟的秘書長，他本身是讀中興大學園藝系，赴美留學，取得堪薩斯州立大學植物生理博士，但後來投身台獨運動，長期擔任獨盟秘書長，協助張燦鍙。王康陸把美國哈佛大學吉恩夏普博士（Dr. Gene Sharp）厚厚的三冊英文書，其中有關非暴力的各種類型，他不斷的用中文介紹寫出來，然後發表在美國發行的「台灣公論報」。我則把在英國、印度、美國所蒐集的非暴力理論方面的資料，也整理出來。有一天，他跟我聯絡，他說既然我們分頭撰寫非暴力的文章，這樣子好了，乾脆我們兩個人一起合作出版一本非暴力的書，讓台灣人民，要從事抗爭運動的人，有一個比較淺顯易懂的書，可供參考，於是我們就開始合作。

當時我們還共同做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去推動「台獨聯盟」的「遷盟回台」計畫，就是要把國民黨政權眼中的叛亂組織「台獨聯盟」，公開遷回台灣，落地生根。國民黨那時候情況是，法律上是守株待兔，但你要講台獨、你要在街頭喊台獨，他不管你，可是你要建立一個台獨的組織，他是一定要抓你。像張燦鍙、王康陸，還有很多很多的台獨前輩，就因他們參加台獨組織，觸犯了他們最高的禁忌，被列入黑名單，而不能夠回來台灣！我們就說，台灣本來就是我們的家，我在這個家，我要說台灣獨立這個事情，居然還給外來政權命令「不可以！」，所以我們要突破，那挑戰的話，觸犯懲治叛亂條例，就是判無期徒刑，早期就是拉出去槍斃了。

「台獨聯盟」成員決定要挑戰，我是在台灣做，王康陸是在美國做，我們設定在1991年的10月20日，於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海霸王餐廳，舉行「盟員現身大會」。所謂「現身」就是，我們這些人回來了，公開現身，挑戰惡法，準備要讓你抓。我是人在台灣，籌劃這個現身大會的總幹事，王康陸人在美國，準備闖關返台就補的「台獨聯盟」秘書長。可是，我就在10月20日現身大會兩天前，也就是10月18那一天，我就被抓了，現身大會的副總幹事鄒武鑑，也同一天遭到逮捕，我們是在台灣做的一批人，而自美國闖關返台的王康陸，是10月20日如期公開現身，才現場被抓。一方面，我與王康陸兩人，人分美台兩地，與許多台獨運動人士，努力推動「遷盟回台」計畫，另一方面，我們合作撰寫的《展現民力---非暴力理論與實踐》這本書，同時在趕工出版。

(10) 爭取廣大第三者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 (10) 爭取廣大第三者

張以忠：1990年寫完之後，被抓，然後才出版？

江蓋世：事實上，1991年被抓之後才出版。那時候，我們事先知道挑戰惡法，終會被抓，我們就急著要印，剛好，我的好友邱萬興，他有一間工作室，他義無反顧，幫我們編輯設計，他的好友，在做印刷的，我就拜託邱萬興，我們一旦被捕，無論如何，請他出書照舊執行。結果，我們先後被抓了之後，當時台灣社會氣氛，一片肅殺，邱萬興道義相挺，就按照原定計畫，為兩個「叛亂嫌犯」的著作出書。

說來也是歷史的巧合，這本書的兩位作者，一個是我，一個是王康陸，我們一前一後，差了兩天，先後入獄，但友人協助之下，計畫不變，人被抓，書照出，《展現民力---非暴力理論與實踐》出版日期，就是1991年的10月20日。我們是用募款給邱萬興，我記得，我那時候跟邱萬興拜託，出書之後，麻煩你去全島發書，因為我們沒有錢，我們希望書賣了之後，再去印更多的書，不過你想一想，風聲鶴唳，戎馬倉皇，書發出去之後大部分，都散到各地，很難回收，但是那沒關係，反正書是給人看的，至少，我們在台灣出了非暴力這樣一本書，而且這兩個作者，也都被抓了，所以王康陸事後曾說，「我們是求仁而得仁」。

其實，這裡要跟你坦白講，我當年在從事全島非暴力運動時，根本對這些理論，所知有限，並沒有很深入的了解，等到我跟王康陸合作，花了很多時間與精力，完成了這本書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有這樣的理論淵源與各種策略分析架構……。今天我們聊此事，時間一晃又過了20年，也就是現在我們兩人在討論的時候，這本書是舊了，很多引用的資料，已經相當老舊了，可是書中的基本的精神，如同「不要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」，2000多年前的聖經上的訓示，精神還是一樣存在的。

針對精神本身而言，台灣人民用非暴力抗爭，來改變台灣社會的不公不平不義，這個基本原則是不變的。所以我承認，當初我自己，還有一些從事非暴力抗爭的運動人士，或許並未深入曉得那些複雜的理論，只知道一些粗淺原則，我們就去做了，做了之後，只能事後解釋，那時候是這樣、那時候是那樣……。

張以忠：所以非暴力抗爭出書之後，您對80年代還是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吧？

江蓋世：對，譬如說，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，北愛爾蘭共和軍有一位領導者鮑比桑德斯（Bob Sands），他大概是世界絕食冠軍，他人在英國監獄，絕食了66天之後而辭世，走了的時候，他的身份是獄中當選的英國國會議員。他要求享有政治犯的待遇，那時候的柴契爾夫人政府，根本不予理會，你是暴力犯，不是政治犯，桑德斯強調，我是政治犯，妳不承認我是政治犯，我就絕食抗議到死，然後，他以過人的意志力，幾乎超越了人類體能的極限，絕食66天後，他終於走了。他的同志進行接力，第二個人，絕食了55天而死在獄中，接著，第三個接棒，又開始絕食，他們接力絕食，一個個犧牲，最後愛爾蘭共和軍的領導階層下達命令，「停止絕食！」，他們喊停，因你們這樣下去，根本沒有辦法用絕食來軟化柴契爾夫人的，你們沒有辦法，用絕食來改變英國政府的強硬立場。但是，後繼者不為所動，第五個，第六個，依然一個個接力絕食致死，直到第十個絕食者死亡後，天主教會與絕食者家屬，雙管齊下的壓力，才迫使這項壯烈犧牲的絕食行動，劃下句點。

這時候，我為什麼要來講桑德斯他們的故事呢？因為非暴力抗爭，它的原則不變，但是它行使的方法、訴求的對象，還是要值得研究。桑德斯那時候最大的缺點是，他要求柴契爾夫人，妳給我政治犯的待遇，可是我開宗明義講的，非暴力抗爭是挑戰不義，爭取廣大的第三者。今天你要反抗一個人，或是反抗一個政權，你不能說，你要答應我的要求，否則，我要絕食到死，像柴契爾夫人那種人就會說，你要死，那是你的選擇，我再怎麼的，我都無法答應！

事實上，絕食的目的不在於感動獨裁者，也不在於感動威權統治者，絕食的目的，是要去感動支持你的人，去爭取廣大的第三者，如此你才能改變整個局勢。如果說整個英國人民、愛爾蘭人民，以及北愛爾蘭人，大家都受到桑德斯的感動，於是有百萬人站出來，那百萬人站出來相挺的話，動輒得咎，如果警方暴力鎮壓過度，而導致整個社會動盪，柴契爾可能就會思考如何讓步了，可是桑德斯是要求柴契爾夫人，給予政治犯的待遇，柴契爾夫人當然就是不理你。

我之所以不厭其煩講這個故事，我們當初做非暴力抗爭時，有的人做得很成功，有的人做得很失敗，那並不是他們不努力，或是他們在那個時空背景，學習不夠，不是，而是這是一種很複雜社會力的角力關係，支點在哪裡，會隨某事件的移動，而改變情勢，因此，你首先設立的目標，一定要很清楚，一旦我設定了目標，我清楚指出要求什麼，可是，我要求的對象，是要求第三者來支持我，而不是要求統治者同情我，那是行不通的。

舉例來說，我要求「台灣要更好」，那是太抽象了，我要求政府要制定某個法律，這就好一點，我要求政府要制定一個消除族群歧視的法律，這很好！可是，站在我們這邊的群眾，只有河洛人來，不行，我希望客家、原住民、外省等各個族群都走在一起，這樣才能增加整個社會的支持能量。說是會說，但是，我過去投身反對運動時，我們可沒想到那麼多，我們只是邊走邊修，而後，1990年，我自己沉潛一陣子，出國專研非暴力，就知道國外有什麼成功經驗，可以作為借鏡。

1991年，我返台後，又再度入獄，1992年5月，刑法100條修正，我與其他台獨政治犯，無罪開釋。牢裡進，牢裡出，讓我有了新的感受，可是，總括來講，我們出來的時候，那時候報紙的大標題是「非暴力台獨無罪」，也就是從1986年開始街頭抗爭，我與許多台灣反對運動人士，要求解除戒嚴，要求台獨思想自由，要求台獨結社自由，一直到1992年，非暴力抗爭歲月，整整走了7年多，才得到這個成果，這個得來不易的成果，事實上是許許多多的人犧牲奉獻而來。

整個過程中，我們沒有上山打游擊，我們沒有買刀買槍買手榴彈，我們也沒有訴諸暴力，暗殺統治集團的官員。我說這一大堆，就是要說明，許多台灣非暴力運動者，長期的抗爭過程中，他們堅守的非暴力理念，雖是路途漫漫長夜，最後終能成功。

張以忠：那第二題其實前面您已經有稍微提到了，就是台灣跟歐美其它國家的抗爭比較起來，您也覺得台灣其實感覺比較溫和，歐美國家、或是國外，它們都會有一些暴力組織等等之類……，所以基本上您也是認同這樣的說法吧？

江蓋世：這都是相較的結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