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《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》(5)(6)

 (5) 一張海報--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 

(5)19870610江蓋世、蔡文旭、陳明秋等人率眾由立法院走到總統府博愛特區，創下台灣戒嚴時期，示威民眾直接走進博愛特區遊行的先例。邱萬興攝影

(6) 1987年6月11日江蓋世等人，率眾遊行，長途走向士林官邸拜訪蔣經國，要求台獨思想自由。遊行隊伍走上忠孝東路復興橋上，詹益樺左手撐著一個笨重的音響喇叭，走在隊伍的最前面，進軍士林官邸_邱萬興攝影。

(5) 一張海報

張以忠：可能也跟您當時候，並非握有一些資源有關嗎？因此很難像當時黨外公職明星那樣號召一大群人？

江蓋世：那應該是不一樣的事情，那時候的選舉，當然可以累積很多的資源，可是你在那個時代，當我們嘴巴講台獨是叛亂犯的時候，你想你可以累積多少群眾？而我們那群人，我們所講的是「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」，後來是「台灣獨立」運動。我剛開始走，往前推估是從1986年，全島推動519綠色行動，一直走到1992年，直到我第二度被抓，刑法100條修正了，然後我們無罪出獄，1986年到1992年，整整走了7年，事實上不是很晚，已經走了很快，整整7年，台灣的法律最後才確立台獨無罪。

我那時候很記得很清楚，報紙上寫了很大的字叫「非暴力台獨無罪」。然後，你為了要證明說，台獨是一個政治主張，任何住在台灣的人民有權這樣講，付出了7年，然後有多少人被抓，多少人妻離子散，有多少人在牢裡面，這樣付出代價的結果，就是爭得非暴力什麼的主張無罪。

非暴力本身沒有什麼，可是非暴力後面要求的訴求是無罪的。這跟我想要去聽Lady gaga的演唱會，我要參加劉德華的演唱會，群眾當然很多啊，國民黨那時候在辦很多救國團的活動，也很多人啊，可是這兩者，一個是在那邊，可能你有得到娛樂的好處，可是在這邊，你卻要付出代價，你會被社會孤立，你會被媽媽罵，你會被爸爸罵，會說你為什麼不讀書？你會被當成瘋子，你會認為別人都在美國讀博士，你為什麼還在街頭流浪，執迷不悟，拼命跟他們拼。

張以忠：會有很多壓力。

江蓋世：對，不過，一旦你設定了目標，這些都不是壓力。像我比較喜歡講的例子是，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淵源是托爾斯泰，他從聖經裡面的話，「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」，所以他反對暴力，他也影響到甘地。托爾斯泰那個時候是沙皇掌權，沙皇有一大堆的貴族，有一大堆的軍人，有很多高官顯爵，在朝時，不可一世，但是百年之後，我們再看看那些人，很多人根本就不存在了，你看托爾斯泰的思想，托爾斯泰的書，還不斷影響世界各地的人。

最近我跟我太太在研究高俊明牧師，那高俊明回憶當年，日治時代的時候，他從台灣到日本去讀書，他大量的看托爾斯泰的東西，而且他效法托爾斯泰的精神，整個生活、禁慾、不殺生、反暴力，你想想看，一個俄國人托爾斯泰，他的書透過日文的翻譯，然後進入一個台灣的小孩眼中，然後這個台灣小孩的眼中，他也鍛鍊這樣的思想，到後來他發展成一套他的政治思想，所以，當國民黨當局要抓施明德，高俊明偏偏參與藏匿工作。他以一個神職人員立場，說這是我的責任，沒有神的僕人，會把走投無路的人交出去給你。

你用現在的觀點，也許是網路時代的觀點，你說托爾斯泰的群眾多呢？還是當初沙皇、將軍、貴族的群眾多呢？那些人恐怕早就不知在哪裡了，可是托爾斯泰的書，還是一直在流傳。所以群眾的多寡，並不是以當下的數目來計算，而是以它的累積以及它留存的時間來驗證。

張以忠：所以當時您沒有考慮要帶領比較龐大的群眾，而是單純想說，先用靜坐這樣比較簡單的方式，可以把這樣的精神趕快宣傳出去？

江蓋世：因為這牽涉到第二項的第二小題跟第三小題。

張以忠：那我就一起問好了。這個問題接續到，1987年，您參加反國安法的一系列示威抗爭中，那在第二天的時候，您在正式活動結束的時候，您覺得活動不能夠就這樣沒了，所以您就臨時起意帶領群眾試圖闖博愛特區，您在書中有說，因為這是臨時的，所以是比較沒有組織、沒有計畫的一個決定，那您在那個過程當中，很害怕這樣子的群眾，因為沒有經過非暴力的訓練，所以可能會經不起挑釁而展開暴力反擊，之後，第二天，應該說第三天，您也試圖帶著群眾闖士林官邸，那同樣也面臨到這樣的問題，非暴力與群眾，當你帶領一大群群眾，就會產生一種張力，您當時候的設想是什麼？

江蓋世：我弄一段文字貼過去給你。

　　「一九八七年代的總統府前廣場的博愛特區，是統治當局的權威象徵，他們用龐大的軍警，來維持這個形式上的統治權威，而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的示威請願活動，進入博愛特區。統治者以這種方式，叫台灣人民乖乖馴服，另一方面，又要運用他一黨掌控的立法院，去制訂違反世界民主潮流的國安法，以黑紙白字的法律條文，封住人民的嘴巴，不得主張台灣獨立。

　　此時此地，我怎麼能夠只是靜靜的坐在這裡？……那時候，我就決定，好，你們要『橫柴舉入灶』，我就挑戰你們的最高權威！

　　下午三點左右，我與幾位雜誌社的朋友陳明秋、兵介仕、蔡文旭等人討論，這是一個關鍵時刻，我要闖博愛特區，希望他們協助。他們表示支持，就開始暗地調兵遣將，招呼一下幾位自由時代雜誌社的同仁，以及一些基層的黨工。

　　事實上，率領群眾走進博愛特區，這是個臨時的決定，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組織，也沒有事前的計畫，我們沒有宣傳戰車，沒有示威布條，也沒有事前的遊行計畫，更沒有沙盤推演，而我現在手中所擁有的，只有一張『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』海報，再加上我對甘地精神的堅強信念而已。」

沒有組織、沒有計畫事實上應該是說，沒有一個固定的組織、沒有一個完善的計畫、沒有事先的沙盤推演，但是確實是臨時決定的。可是我這邊再做一個補充，因為那時候我們要做的是，「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」，事實上就是推動「台灣獨立」，也就是你在宣揚刑法100條裡面所禁止的，根據刑法100條，「台灣獨立」這四個字就是叛亂罪。

當時的時空背景，講台灣獨立本身，你只要去宣揚，發動群眾、用一場大型示威要求台灣獨立等等……，這都涉及到叛亂罪。如果我們找了五個人來選舉，沒有問題；如果我們找了五個人，要去抗議某某某縣議員、市議員、官員做什麼壞事，可以；可是我們找了五個人要做台灣獨立的宣揚，那就是叛亂。

可是對我來講，一個國家，在自己的土地，要講台灣獨立都不能，這是我無法容忍的，可是無法容忍，我又能怎麼做呢？我們就想要走入群眾，告訴人家。我們有這個基礎，我與幾個友好的朋友，這些人事實上都是跟鄭南榕「時代雜誌社」有關係的人，或本來就是雜誌社的同仁，我們已經在一起工作了，我們都熟悉了，可是我們沒有組織，我們做的工作是鄭南榕雜誌社，我們並不是台獨組織，但我們已經熟識了。

我們雖沒有計畫，我們只是常常在一起聊天討論，我們也沒有沙盤推演。事實上，博愛特區這個地方，當時是沒有人可以在那邊示威遊行，因為示威就會把你抓起來，因而我們想做第一次的挑戰，所以我透過這些朋友，他們就暗中調兵遣將，所謂的調兵遣將就是，我們需要宣傳車、我們需要海報等……，但後來才知道，這是很難的，最後我手中就只有那張海報，我自己寫的那張海報。

(6) 非暴力分局長--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(6) 非暴力分局長

我這段話只是讓你瞭解，在那個時空環境，你若有任何的組織，當你還沒有組織完成的時候，人早就被抓了，而且，涉及到有組織、計畫的時候，我們會涉及到一些信任問題，例如，若情治單位，找上門來，這種事情發生了，究竟是誰出賣的呢？然後在那種時間點，有很大的困難，你可以想像，能夠把一堆人叫來，說我們要直接找蔣經國抗議，或跟他們說，我們要去總統府示威，你還沒叫的時候……，那時候沒有twitter、facebook、skype，那時候唯一比較先進一點的， 是呼叫器而已，BBcall你還要跑到廣場外面，去找公共電話回電，整個廣場內，哪有公共電話？當年有些反對運動人士，他們的電話，在當時可能難逃監聽命運。

因此很多事情，必須在那一剎那做判斷，當時我們想，我們走出去示威的話，我沒有固定組織，最嚴重後果，就是我當場被抓，我們就以這樣的設定，好，我們準備去挑戰博愛特區吧。話說回來，雖然我們沒有固定組織，但我有的是人脈，所謂的人脈，就是我已經全島巡迴走過一趟了，很多來參與這些活動的人，大家都熟識了，而熟識之後的最大好處，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明講，我們是非暴力的，然後有一些「衝組」，我們街頭運動所講的術語，就是那些警察陣仗當前，可能無法堅守非暴力精神的支持者，他們可能辱罵警察，或者很可能用石頭、棍棒相向。

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設定，我們就是非暴力，而且我們努力去維持，這是完全的非暴力，縱使遇到任何的情況，我們立即接受逮捕，不做任何的反抗。因為民進黨是1986年9月28日成立，民進黨成立的時候，各地都有服務處，而服務處會有一些黨工，有時候遇到街頭運動，他們會當糾察人員，因此，我們就擁有現成的糾察黨工，來協助維持現場秩序。

所以我回憶起那段過程，我雖然是沒有這、沒有那，……，可是我還是擁有一些，擁有的是什麼呢？我有的是人脈，我有的是，有人暗中跟我討論，有的是，現成的一些黨工人脈，他們來協助我做現場的秩序。回想過去那一段，我自己也承認，當若對方突然挑釁的時候，臨時街頭聚集的群眾，將難以維持一貫的非暴力立場，這個是事實，但是，另外一個事實是，警察他們也不敢主動挑釁。

張以忠：警察也怕一發不可收拾的暴力衝突嗎？

江蓋世：對，警察不敢做挑釁，我下面有一段文字，那這段文字可能你看了對你的研究幫助比較大。那個是我們準備到士林官邸的時候，就是1987年6月11日。

　　「我們已經走了一個多鐘頭，而且沿途唱歌呼口號不斷，但我們並不感到疲倦，許多新聞媒體的記者，一路跟著我們的隊伍。晚上七點零八分，天色已暗，我們遊行隊伍，走到了民權東路距離新生北路約 五十公尺 的地方，我往前一看，前面有一撮的人，站在前面，我心頭一愣，『前面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』，等我們往前接近，原來，是當時的中山分局長蔣延遠，他只帶著一名警官，站在那裡，要來跟我們協商，而他旁邊則擠著一群記者。

　　我從來沒見過蔣延遠，只是從報章上得知，他是一位鐵面無私，自律甚嚴的警官，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 到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 ，他擔任號稱『天下第一分局』的中山分局分局長，而後，曾任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長、警政署督察室主任，一九九六年因為電玩天王周人蔘案件，台北市許多高階警官紛紛涉案，而不得不隨同警政署長顏世錫引咎辭職，提前下台。」

因為我前面講到，那時候我們手中所擁有的只是一張海報，就是在6月10日，可是第二天的時候，6月11日，我們要去士林官邸，那時候我們手中不是只有一張海報，因為我們6月10日已經走出去了，第二天大家都知道，我們可能還要走出去，所以很多人就暗潮洶湧的擠了過來，有的人開始主動製作海報，有的人去調兵遣將，拿麥克風、音響，很多很多自動自發而來，那這樣的一支隊伍，事實上，以現在的觀點，那是雜牌軍，但是以當時的觀點，誰會在白色恐怖時期，跟著你走到士林官邸，而且面臨可能遭到逮捕的命運呢？這就是說，有不同的時空背景。

1975年，有一位前輩叫白雅燦，他在當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中，宣佈參選，並印製傳單於西門町發放，向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，提出各種質疑，尤其是他「要求蔣經國公開私人財產」，結果，他被捕下獄，被判處無期徒刑，關在綠島監獄。依現在很多年輕人的觀點，可能會說，瘋子，怎麼那麼笨，可是就是這些前輩做了那些動作，一直不斷的挑戰，有一大堆的前輩，都在綠島裡面待過，或是新店的軍法處待過，才有後面我們這一代的安全。

我們回過來，我給你這段，會讓你瞭解到，我們這群人並不是很厲害，而是我們所面對的對象，他們也在成長。我們帶領著群眾白天走到晚上，七點多時走到民權東路，前面站著一個中山分局的蔣延遠分局長，然後我也說明了，我不認識蔣延遠，我那時候也不瞭解這個人，我只是從報紙上知道，他是一個非常正直的警官。我為什麼會在這部分特別提到這一段呢？

這位正直的警官在處理這場，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，帶領上千的示威群眾，直接走向士林官邸，這樣的上千群眾，會比一場一萬人演唱會的群眾來得更可貴，因為這群人往前挺進，可能面臨被抓被關的命運，而且挑戰的不是某某縣長、立法委員，是挑戰台灣戒嚴時期的統治者蔣經國，依那時的法律，國家大政，是他說了才算數。我們看蔣延遠當時怎麼處理呢？

他處理的方式，我後面就用這一段。

　　「當時的蔣延遠，他並沒有帶一票的霹靂警察，也不躲在鎮暴警察的後面，反而帶著一名警官，主動的走到群眾場合裡面，要來跟我們協商，他這種突破傳統的作風，讓我感到他的善意，因此，與他一接近，我立即要求我們的隊伍，全部當街靜坐下來，不要有任何的騷動。於是，我們兩個，就在二、三十名的記者包圍之下，強烈的鎂光燈閃個不停，開始進行對話。

　　當時，我只記得他非常彬彬有禮，我也一再強調，非暴力是我的最高原則，我們寧願接受逮捕，也不做任何抵抗。一位自立晚報的記者，帶著一台錄音機，蹲在我們身旁，將蔣延遠與我的談判，做了全程的錄音，因此，我跟蔣延遠之間，短短的三分鐘的對話，他寫下這樣詳細的報導，下面這個報導，刊載於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的自立晚報，我把它全文刊出，好讓讀者，更能體會當時雙方談判的過程：」

就是這段，我們非暴力，蔣延遠他是更非暴力，他所展開的就是，我們在那邊是群眾，那這個群眾的組織不堅強，是有一些人脈聚集在一起，但不是一個堅強的組織，這個群眾，也沒有強而有力的指揮系統，群眾他們也不一定會聽你的指揮，所以，蔣延遠他要對付這些群眾很簡單，他只要故意找人亂一亂，像美麗島事件，演一演暴力事件，就把這些人抓起來了，他可以做這麼多的事情，他可以把我們走在前面帶頭的人，都抓了起來，依照當時優越的警力，蔣延遠大可以這麼做，可是，他只帶一個警官，他不但帶了一個警官，而且走到我面前的時候，他席地坐了下來，你很難想像，一個代表蔣家政權的警察分局長，面臨挑戰蔣家群眾的這個警官，居然是席地坐在我們面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