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準備行動與維持紀律（12）

第四章  準備行動與維持紀律（12）

《展現民力---非暴力的理論與實踐》《上篇》 江蓋世

1969年5月1日，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時代，南非布隆方丹（Bloemfontein）的一座運動場，左邊坐的是白人，右邊坐的是黑人，觀賞同一場運動比賽。看台上觀眾黑白分隔這一幕，正是當年種族隔離政策，割裂南非整個國家的縮影。相片來源：UN Photo/H Vassal. http://southafrica-for-dummies.com/cool-apartheid-in-south-africa-images/

4· 訓練  

一般人面臨打擊，他的反應可能有三種︰逃、反擊、或癱瘓無力。 

但是，非暴力行動者卻不逃、不反擊、也不會癱瘓無力。他不是天賦異稟，也不是奇人異類，他是必須經過訓練的。 

歐美一些非暴力運動團體，如反核團體、女權團體、反戰團體、環保團體……等，經常會舉辦各式的非暴力講習班，訓練該團體成員面臨暴力打擊時，如何堅守非暴力的原則。例如，接受訓練的人在模擬的警民對峙狀況下，躺在地下，被人拖走，或在棍棒毆擊下，仍然面帶微笑，而不青筋暴露，拳腳齊上，以暴制暴。 

也許有的人會懷疑，打不還手，罵不還口，還要「愛你的敵人」，這種聖人的境界，我們凡夫俗子怎麼學得來？ 

事實上，只要經過訓練，任何人，不論性別、膚色、種族、階級、宗教信仰、教育程度、體力……等，沒什麼不同，通通可以透過非暴力的訓練，學習到非暴力的技巧。非暴力不是一套複雜難懂的理論，它是一種實踐哲學，只要你學習，你就能使用。 

非暴力不是聖賢的專利品，它是一般人皆可得到的日用品。我們聽聽理查葛雷格(Richard Gregg)在他的《非暴力的力量》(The Power of Nonviolence)書中，特別指出這一點︰

「一千年以前，只有非常少數的人，才能讀得懂或解得出幾何學難題。自從印刷術發明之後，再加上教育的普及，使得一般大眾都能看得懂，也能解得出幾何問題。

軍中的紀律訓練，就好像是另一種工具，透過它，普普通通的人也可以成為驍勇善戰的戰士。同樣的，甘地就是運用這種紀律訓練，把成千上萬的印度農民，他們並不是聖人，只是普通人，轉化成非暴力的抵抗者。」4 

「不教而上陣」，是非暴力行動最大的隱憂。想想，參與示威的人，是聽到消息趕來看熱鬧的烏合之眾，那麼，任憑領導者在隊伍中高喊「愛與非暴力」，群眾往往禁不起一點刺激或對方的挑釁，而釀成暴力事件，不但破壞自己的非暴力原則，也提供了對方鎮壓有理的藉口。 

因此，參加一場抗爭行動，若參與者接受非暴力訓練的人愈多，維持非暴力紀律的糾察愈訓練有素，那麼，暴力衝突的可能性就愈低。反之，則暴力收場的可能性愈高。 

別把「愛與非暴力」當作口號。訓練出來的非暴力紀律才能保證我們的「愛與非暴力」。 

5· 組織  

非暴力的組織型態，最好是由下而上的草根組織。因為草根組織，比精英組織較能有效動員群眾，而組織的動員能力愈強，愈能展現抗爭的力量。 

前面說過，我們並不要靠不世出的聖人來推行非暴力，普通人只要經過訓練與教育，就能當非暴力行動者。 

一九八三年，「女權主義與非暴力研究團體」(Feminism and Noviolence Study Group)曾出了一本小冊子，在冊子裡面，就強調上述的觀點︰

「非暴力之所以有力量，靠的不是菁英領袖，而是普普通通的人。只要他們有決心，有勇氣，就能追求自己的生活，建立自己想要的世界。」5 

非暴力的草根組織，可以動員一場百萬群眾大會，也可以舉行為數幾人的靜坐抗議。不論進行抗爭的人數多寡，平常的非暴力組織，最好以小組的型態運作。尤其在獨裁政權下，大規模組織或大型的公開集會，很容易遭到統治者破壞，小組織的靈活運動，更顯得重要。 

理查葛雷格就建議，這種小組，人數最好不少於五人，不多於十二人，是較佳的型態。這樣的小組組織，有什麼好處呢？列舉如下︰

十二人以下的小組，有利於自由的、積極的、不間斷的討論；

十二人以下的小組，成員容易產生強烈的歸屬感，並使小組成為具有獨立作戰能力的單元；

十二人以下的小組，可以避免內部分裂成派系；

十二人以下的小組，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一個房間或屋子開會；

十二人以下的小組，可以避免租借或尋找大型聚會場所的麻煩；

十二人以下的小組，開會時可以避免引人耳目，或遭到干擾。6 

通常軍隊以十二人一班為一基本作戰單位，往上推則有連、營、團、軍等層級組織。非暴力組織也是一樣，最好以小組為基本單位，但也應作橫的連繫，而形成地方組織、地區組織、全國組織，甚至跨國而為國際性組織。 

不過，兩者比較，又有不同，前者以暴力作武器，後者以非暴力作武器；前者強調由上而下的指揮，後者注重由下而上的參與。 

6· 下達最後通牒  

非暴力行動者不搞秘密活動，不發動突擊。 

依照非暴力的公開原則，採取行動之前，他會把行動的訴求、行動的方式、行動的地點，與行動的最後期限通知對方，如果對方仍不理不睬，或讓步的幅度不符合要求，那麼，非暴力行動將如期進行，這就是下達最後通牒。 

一九三○年三月十二日，甘地展開「食鹽長征」，要求廢止英國制訂的「食鹽法」。 

這項行動之前，甘地曾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英國總督歐文爵士(The British Viceroy Lord Irwin)，說若在三月十一日之前，歐文仍不想廢止這項不義的法律，那麼，他將率領群眾公然違反「食鹽法」。他又揚言，如果歐文一開始就把他逮捕，那麼：

「成千上萬的印度人民，在我被捕之後，將很有紀律的繼續前進。他們將公然的觸犯食鹽法，並樂於接受那項法律對他們的處罰。」7 

甘地又強調，他這項最後通牒並不是威脅歐文，他說︰

「我這封信，絕不是要威脅你，而是身為一個民事的抵抗者，他應盡的一項簡單而神聖的義務。」8 

甘地在這封信的結尾，這樣簽名道︰

「我仍然是你誠摯的朋友。  甘地敬上」9

非暴力行動者下達最後通牒，表明了他公開反抗的決心，而不是搞秘密的突擊行動；他表明了反對的是不義的制度，而不是執行制度的人，像甘地就對歐文說「我仍是你誠摯的朋友」。如果對方答應了要求，這表示最後通牒有效；如果對方不理不睬，這正可以給非暴力行動者名正言順的理由，對抗不義的法律制度。 

一九五二年，南非反種族隔離政策的「非洲民族議會」(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, ANC)，在發動一項「抗法運動」(Defiance Campaign)之前，也對南非白人政府下達一項最後通牒︰

「……（非洲民族議會）代表大會一致決議，要求南非政府當局，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，廢止上述各項種族隔離法律。如果你們無法做到的話，非洲民族議會將訂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當天，在各地舉行各種抗議示威及集會，當作我們抗法運動的第一步。」10 

最後通牒，有一個效果，那就是它宣示了戰鬥的時候快到了，從而鼓舞內部士氣，提昇為正義犧牲的精神。 

讓我們聽聽阿曼卡特拉達(Ahmed Kathrada)，他在一九五二年抗法運動發動時，振奮人心的一段話︰

「行動的時候到了﹗我們已經跟白人政府談得太久了。我們已經被壓迫了三百年了……

朋友們﹗三百年過去了，現在我要說的是，時候到了﹗我們將要跟白人談，用他們唯一能懂的語言來談，那就是︰戰鬥的語言﹗」11 

上一章曾提過，非暴力是積極主動的。下達最後通牒，就是積極主動的。我們不等待對方擺好陣勢，才來想如何破解，下達最後通牒，就是丟給對方一個難題，要麼談判，否則就是面臨時非暴力的戰鬥。這樣子的話，主動權就操之在我。 

不過，有一點必須注意，下達最後通牒，千萬不可高估自己。話講得太滿，實際上無力執行，最後通牒的效果將大打折扣。例如，你要發動一場示威，一開始就把話講得太滿，如全面罷工、全面罷市、全面罷稅、全面罷課，又如「百萬人大示威」，或「抱必死之決心」，可是，一旦對方對你不理又不睬，你根本就沒有準備展開那樣的示威，或場面冷冷清清，又草草收場，根本沒有破釜沈舟的決心，這種最後通牒，最好少下為妙。 

因此，事前周密的準備、完整的訓練、強有力的組織等各種因素具備，才能使你下達的最後通牒發揮預期的效果。